1900年是庚子年，这是一个多事之秋，这一年春季，义和团在直隶和京津地区得到迅猛发展，他们烧教堂、杀洋人，杀教民，拆电线、毁铁路，围攻天津租界，制造了一场世界震惊的人道灾难。义和团覆灭后统计：有的资料统计共241名外国人在1900年夏被杀。也有材料统计外国平民被杀的达到500多人。（陈独秀：《克林德碑》，原载《新青年》5卷5号）而教民被杀的仅在直隶一省，中国籍教民的死亡人数就在两万人以上（《历史研究》2001年第1期文章《义和团运动期间直隶省的天主教教民》，作者：巴斯蒂（Marianne Bastid-Bruguière），系法国国立科学研究院特级研究员），更遑论山东、山西、陕西等地的遇害者了。至于那些被义和团冠以“X毛子”、“白莲教”等名目杀害的普通中国人，更是不计其数，据陈独秀《克林德碑》，仅在北京城内，就有“死者十数万人”。

义和团的风起云涌，是与慈禧的支持分不开，她想利用义和团来展示“民意”和充当人肉盾牌。起因在于她对各国公使支持维新和光绪，反对通过立储迫使光绪退位而愤恨不满，早就憋了一肚子气。她看到义和团人多势众，仇视外邦，“扶清灭洋”，觉得“民心可用”，至少可以向各国展示民意，又可为八旗子弟当炮灰，于是大力安抚义和团，让他们进京。借义和团乌合之众的人多势重向十一国宣战，围攻使馆，悬赏洋人人头，制造了近代史上骇人听闻的外交事件，招致八国联军的武力介入。

在向十一国宣战前，慈禧太后召集御前会议，商议对策，她本来就想向各国宣战，但又表示“诸臣有何意见，不妨陈奏”。不要以为慈禧要大臣“陈奏”是真诚地听取意见，她的主意早就定了。所谓陈奏不过是想把宣战的锅让大臣来背。于是上演了一出战前杀主和派以立威，战后杀主战派以卸责的闹剧。

可怜那些主和派官员，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兼工部左侍郎许景澄、户部尚 书立山、兵部尚书徐用仪、内阁学士联元、太常寺卿袁昶为代表，因为主张议和被砍了头。

许景澄曾任多年驻外公使，对各国情势了解颇深，他坚决反对攻打外国使馆说：“闹教堂伤害教士的交涉，向来都有办过的，如若伤害使臣，毁灭使馆，则情节异常重大，即国际交涉上，亦罕有此种成案，不能不格外审慎。”

联元则坦率地说：“如与各国宣战，恐将来洋兵杀入京城，必致鸡犬不留。”

立山一向迎合慈禧太后，但他并非阿谀逢迎之徒。当主和派大臣和主战派大臣激烈争辩之际，他来了一句：“臣主和。”慈禧太后听了此言，一时大为惊诧。

御前会议陈奏的结果可想而知，慈禧支持的端郡王载漪等主战派占据上风。

6月21日，慈禧太后颁发诏书，正式向英、美、法、德、意、日、俄、西、比、荷、奥匈十一国列强同时宣战。诏书一共12份，多余的1份送给了大清海关总税务司、英国人赫德。慈禧太后当时壮志凌云，铁了心要对列强“大张鞑伐，一决雌雄”，她的底气来自“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，同日不期而集者，不下数十万人”。她哪里知道，义和团虽有数十万众，不过是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，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威风八面，在区区二万人的八国联军面前根本不堪一击。

随后，慈禧太后杀了一批主和派大臣。

7月28日，慈禧太后下诏称许景澄、袁昶“屡次被人参奏，声名恶劣。平日办理洋务，各存私心，每遇召见，任意妄奏，莠言乱政，且多语离间，有不忍言者，实属大不敬，若不严行惩办，何以整肃群僚，袁昶、许景澄均着即行正法，以昭炯戒。”将许景澄与袁昶处决于菜市口刑场。

这个时候还有不怕死的人站出来据理力谏，

徐用仪多年从事外交工作，视野比较开阔，他对时局的认识是：“奸民不可纵，外衅不可启。”反对扶持义和团，反对与列强开战。他性格耿直，多次在慈禧面前直言进谏：“用兵非中国之利，且衅不可自我先。”

这个时候他只要闭嘴，本来没有性命之忧了。但是，忠君爱国之心促使他不惜性命直言相谏，最后白白搭上一条命。

8月11日，慈禧太后将徐用仪、立山、联元3人处斩于北京菜市口。徐用仪的罪状是：“屡次被人参奏，声名恶劣，办理洋务贻患甚深”。

许景澄、袁昶、徐用仪、立山、联元5人，被称作是“庚子被祸五大臣”。

主和派被杀，主战派就没有事，可以笑到最后了吗？非也，他们就是失败后顶锅的棋子，战争注定失败，也就注定了他们的命运，死亡只是时间问题。

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以后，清军与义和团都作鸟兽散，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仓皇出逃，“狩猎”西安，联军在与清廷谈判时声称要捉拿慈禧。此时，慈禧早已没有了与列强“一决雌雄”的豪气，只有低头妥协，以处死主战派大臣来换取联军早日退兵。

慈禧在西逃的路上，慈禧毫不反思自己的错误，把不久前还赞不绝口给钱给粮的义和团当作“肇祸之由，今欲拔本塞源，非痛加划除不可。”于是血腥镇压义和团开始了，同时慈禧还将宣战的所有追责都推给了那些主战派官员身上。在大刀阔斧屠杀义和团的同时，对主张与义和团结盟，向各国宣战的大臣也痛下杀手，王公大臣中抄家灭门的不在话下。这个时候，她把宣战的责任推给那些主战派大臣，就是在她流亡途中危难时候救驾有功，诚心侍奉的毓贤也不能幸免，卸磨杀驴，成了刀下祭鬼。被杀掉的主战派官员：庄亲王载勋、工部右侍郎英年、军机大臣赵舒翘被赐自尽，山西巡抚毓贤、军机大臣启秀、刑部左侍郎徐承煜问斩，端郡王载漪、辅国公载澜发往新疆，军机大臣刚毅因已病故免其置议，体仁阁大学士徐桐、巡阅长江水师大臣李秉衡因已临难自尽免其置议。算起来，一共惩处各级官绅100多人。

在这些主战派官员的死亡中，赵舒翘的死很有戏剧性。1901年2月21日，慈禧在西安发布了一道谕旨：“（赵舒翘）昨已定为斩监候，著即赐令自尽，派陕西巡抚岑春煊前往监视。” 当天，赵舒翘在家中吞金，3个小时之后并无大碍；吞鸦片，2个小时仍不死；又服砒霜，呻吟至半夜气未绝；最后，家人用绵纸塞住七窍，灌以烧酒，才将他闷死。

慈禧太后总是正确的英明的，错都是那些大臣的，不管你主和主战，皆为她手中棋子。杀主和派以表示决一死战的决心，杀主战派以推卸自己的责任。独裁者的逻辑就是：错永远是别人的！